雷颐先生在《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》这本书里边,通过李鸿章向朝廷递交的奏折,同官员之间往来的书信,比较好地分析了个人性格和内政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。外交观念上,前期是所谓痞子心态,这个大概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担任江苏巡抚这个时段的观念,说白了也好理解,就是跟你外国人耍流氓,能用的用,不用的赖,你能把我怎么的。然而这话被他老师曾国藩呵斥了一顿之后也收敛了很多,实际上是国力不济的情况下,还和列强耍流氓,危险系数太大,李鸿章有时候确实是需要列强的实际援助的。后期,态度主要是谨慎,奏折里边经常挂着的就是不可轻启边衅这类的告诫,本质上是以夷制夷原则之下,希望通过各国调节与制衡达成目的,也不希望过分激化双边矛盾,搞得不好收场。对于后者的态度,始终褒贬不一,历史书也批判者多有之。但是说是有利有弊,可算是持平之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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