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在综合性学习 我也追星的活动中,怎么写对那些去世的名人留言
茅盾我原名沈德鸿,字雁冰。
茅盾是我开始写小说时用的笔名。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。
父亲是前清秀才,后来从外祖父学中医。外祖父名陈我如,是清朝同治、光绪年间在杭州、嘉兴、湖州、苏州一带很有名的中医。
我的母亲是外祖父的独生女,出嫁前在家塾受过良好的旧文学教育。我十岁丧父。
我进过戊戌维新后在浙江开办新学时设立在乌镇的第一所小学,后来又进过浙江省立第三中学(在湖州),浙江省立第二中学(在嘉兴)以及杭州私立安定中学。1913年(17周岁)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。
当时京师大学堂刚刚改称北京大学,第一次在上海招生。1916年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,由亲戚介绍,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。
先在英文部,后到国文部,又曾参加《学生杂志》的编辑工作。1920年初,《小说月报》半革新时,我曾主持“小说新潮栏”编辑工作。
同年11月我任《小说月报》主编,决定全部革新《小说月报》。同年12月底我与朱希祖、周作人(皆当时北大教授)、郑振铎、王统照(当时还在求学)、叶圣陶等12人发起“文学研究会①〔文学研究会〕主张文学为人生的大型文学社团。”
12个发起人中,只我一人是在上海的。《小说月报》原为上海鸳鸯蝴蝶派〔鸳鸯蝴蝶派〕20世纪初在上海“十里洋场”的一个文学流派,以“游戏笔墨,备人消闲”为其主要宗旨。
文人所盘踞,我主编后完全不用他们的稿子,并在《小说月报》上提倡写实主义文学,抨击鸳鸯蝴蝶派,引起他们的怨恨。同时,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守旧派也反对《小说月报》的全部革新。
在内外夹攻下,两年之后,终于因为商务当局不遵守我在接编时所提出的条件,我辞去《小说月报》主编职务。但仍在商务编译所“打杂”。
《小说月报》由郑振铎接编,郑当时已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编《儿童世界》。1923年至1925年,政治活动占用我大部分时间与精力,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工作退居次要之次要。
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〔西山会议〕1925年,国民党老右派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开会,形成**的西山会议派。后,恽代英〔恽代英(1895—1931)〕中国**早期领导人。
和我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。1925年尾,恽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,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会后,我与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。我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,当时**同志代理宣传部长。
1926年中山舰事件〔中山舰事件〕1926年3月,**造谣说**人私调中山号军舰要劫持他,以此为借口,大肆进行**活动。后,**同志辞去代理部长,我仍回上海。
1926年尾赴武汉。当时北伐军胜利占领武汉,已成立国民政府。
我到武汉后,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,后任汉口《民国日报》主编。同年7月初,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叛变,我离《民国日报》编辑部,旋即经牯岭①〔牯(gǔ)岭〕在江西庐山。
回上海。**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时,通缉一大批人,我亦名在通缉令中。
因此,回上海后,即转入地下,以写作谋生。此时开始写作《幻灭》《动摇》《追求》等小说。
1928年夏赴日本。在日本年余,写长篇小说《虹》及《中国神话研究ABC》《神话杂论》《西洋文学通论》等书,又短篇小说若干。
1930年4月初回上海,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此时仍为地下生活,以写作谋生。
除参加左联工作外,在左联机关刊物《文学导报》写过反驳国民党喧闹一时的民族文学〔民族文学〕即民族主义文学,是当时国民党提倡的文学运动。(他们想用此来抵抗左联,欺骗青年)的论文《〈民族主义文艺〉的现形》等。
写了长篇小说《子夜》,中篇小说《路》,短篇小说《春蚕》《秋收》《残冬》《林家铺子》等,又速写、论文、杂文若干。曾担任大型文艺刊物《文学》的编委,并与鲁迅发起创办《译文》杂志。
1936年初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,我曾写文章表示赞助,后来鲁迅同意了胡风提出、冯雪峰赞成的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口号,并征求我的意见时,我亦表示赞成,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。1937年抗战初期,我先到汉口,生活书店请我编《文艺阵地》,但因估计到武汉不能久守,且在武汉刊行的杂志又多,而华南则尚无文艺刊物,因此决定《文艺阵地》在广州出版,一、二期后又因广州印刷条件较差,移往香港出版,当时助编为楼适夷。
在香港我又主编小型报纸《立报》的副刊《言林》。在香港时写了《第一阶段的故事》,又杂文若干。
1938年冬,应杜重远之请,赴新疆学院教书,于1939年春,到达迪化(今称乌鲁木齐)。在新疆除教书外,又任新成立之“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”主席。
1940年,盛世才(当时新疆督办兼省长)撕掉进步的假面具,步步走向反动。我于1940年4月尾离新疆,经兰州到西安,旋赴延安,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学。
约半年后,从延安到重庆,担任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委,这是挂名的事。在此时期,写了《白杨礼赞》《风景谈》等散文、杂文。
皖南事变后,党动员文化界人士到香港办刊物,我经桂林到香港后,创办并主编《笔谈》,又参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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